不知从何时起，妖冶怪异的女郎，艳丽浮华的色泽，以及拙劣的拼字游戏，代替了素雅洁净的草木，占据了杂志的封面，如一个信号似的，象征了《萌芽》，这一素以纯文学的最后堡垒为傲的文学刊物其纯粹文艺理念的土崩瓦解。当萌芽杂志社自得其乐地捧着到手的利益狂喜时，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禁担忧：如此铺天盖地的商业造势究竟是实现了其所谓文学与市场接轨更促其发展，还是如一双黑手，把文学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萌芽》商业化发展的渊源，恐怕应追溯至1998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不能否认，新概念系列(大赛，及其以后保送、出书、成名三步曲)的确开创了现代新式作文教育的先河，成为新生代文学力量滋长的基地，使青少年文艺界出现了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景象。可以说，新概念对于传统应试作文的冲击，为青年写手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这一点功绩，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拨开表面浮华的迷雾，新概念却仅仅是赵长天实现其编辑宗旨的工具。也许在这个被推入市场洪流的主编眼里，不断攀升的发行量，远比长远地推进文学发展更有诱惑力。如果说大赛的举办是《萌芽》演奏的商业进行曲的序曲，那么，大赛作品的结集出版，即快速地拉开了第一乐章的序幕，而刘嘉俊，陈佳勇，韩寒，张悦然，郭敬明，李海洋等一批得益于大赛的新锐写手们，则像一个个音符，充实了整个乐曲――或者说是乐曲创造了他们。由此《萌芽》也彻底揭下了大赛的伪装，开始了露骨的萌芽书系这一大刀阔斧的举动，从早期的《幻城》《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到如今泛滥着的《我打电话的地方》《地狱的第十九层》，每一部作品都借助《萌芽》本刊上小说家族才子作坊等金牌栏目以及《萌芽》增刊的强大宣传造势，成为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无疑，《萌芽》单在商业这一条道路上，走的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与之相对的，《萌芽》刊登文章的整体质量却有了明显的滑坡趋势。无休无止的悲伤，呕心沥血的小资，琐碎冗杂的细节刻画，永远欲说还休的心事，已经让读者再也没有精力与所谓的高超的文学修养去感悟那些装在层层套子中央的、文章的主旨思想。的确，如今《萌芽》上的魔幻，悬疑，无厘头，曲折诡异的爱情，很是符合现代人，尤其是当代学生的口味。但究其文学价值。却可怜的几为负数。很怀念早年的《萌芽》，那里有着清丽的文笔，有着感性的意境，有着深邃的思想，而并非如今《萌芽》上一味的奢华与放荡。

　　郭敬明，《萌芽》在其商业化发展过程中缔造的最为成功的例子，却也成为《萌芽》商业化的牺牲品。熟悉《萌芽》的人都知道，后来成为所谓郭敬明代表作的《幻城》，最初仅仅是《萌芽》2002年10月号上小说家族中的一个短篇，因其独树一帜的魔幻主义色彩填补了《萌芽》多年来的一个空白，以及文中兄弟间至纯至美的感情触动了当代独生子女的软肋，在《萌芽》论坛上引起了轰动。不可否认，短篇《幻城》的确是近年来少有的精品，精致的文字，空灵的意境，曲折回环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都满足了一个优秀小说必备的要素。《萌芽》适当地抓住时机，约郭敬明续写，扩为几十万字的长篇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萌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仓促之间的应对，其质量远不能与灵感忽至时的精心雕琢相比，长篇《幻城》的几处硬伤轻而易举地为人揭开：1.过于繁杂的情节，过多的主线，让全书给人一种不知所云之感。2.华美辞藻泛滥，严重削弱了全书本身的意义。3.不再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使小说真正成了为情节而作，从而摒弃了这一文体所应共有的主题。然而，催化效应下拙劣的文字却仅是挖开了冰山一角，商业化带来的恶果远不止这些。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案即意味着商业化大旗下写手人格崩溃的事实。试问，一个心灵不再纯真的人又怎能写出其原本擅长的纯美的文字呢？结果注定是悲剧。

　　综上所述，《萌芽》选择了商业化发展，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把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双刃剑，它一方面帮助《萌芽》走出了前几年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也使得《萌芽》逐渐背离了其创刊宗旨。《萌芽》商业化的悲哀其实也是整个文学的悲哀。选择商业化，应使其有助于文学发展，而不是将它渗入文学，甚至掩盖文学。